山东滨州市南北交通大动脉的黄河大桥，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，至今已收费27年，超过了“经营性公路收费最长期限为25年”的国家规定。黄河大桥自收费伊始，就对公车“另眼相待”，一律免费放行。
滨州黄河大桥涉嫌“三宗罪”：一是加重了滨州黄河两岸企业和群众的经济负担，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极大不便；二是对公车与私家车采取不同政策；三是超过国务院颁布的《收费公路管理条例》规定的25年收费大限。“第二宗罪”的荒诞性不言而喻，无论从法纪要求，还是道德高度，公务人员应该带头遵纪守法，做公民的表率，而公车免费通行，正好反其道而行。
这座桥建成于上世70年代，情况复杂。在1999年经交通部批准变更过经营权，现在的收费也得到省里的批文。因此，哪怕多年来大桥两岸群众意见纷纷、新闻媒体也经常追问、当地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不停提出取消这座大桥收费的建议，都难以撼动它的继续收费。
不管这座桥的收费者手上有什么收费依据，它的不合理、不合规是显然的。省政府批准的正式文件属于地方政府规章，交通部批文属于部委规章，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属于行政规章。从法律效力上来讲，前两者都属于“下位法”，不能与后者冲突。也就是说，在《收费公路管理条例》面前，那些都是效力不足的依据。况且，即使中间过程发生经营权变更，要延长收费期，按规定也不得逾越25年这条“红线”。
既然滨州黄河大桥的“超期收费”不合理、不合规，而老百姓，甚至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都无法叫停，接着的问题是：谁能够将它叫停？《收费公路管理条例》对“应当终止收费而不终止的”行为，设置了“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，责令改正”的路径。这意味着，可以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，对这座大桥收费情况进行反映。期待上级行政机关介入，纠正大桥经营方违反条例的行为。
公益诉讼也不失为一种获得权利救济的方式。公益诉讼，让双方都在法庭上亮证据、摆道理，让法官公正裁决，这比行政复议多一丝希望。即使结果像过往诸多路桥收费的公益诉讼一样败北，至少也能提醒被告：官司可以败，民心不可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