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媒体近日发布了习近平总书记在1990年3月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时的一段讲话，讲话主题是谈秘书工作，习近平要求秘书要自律，“不能认为‘机关牌子大、领导靠山硬’而有所依仗、有恃无恐，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”。
这段20多年前的讲话之所以被媒体拿出来，源于“秘书腐败”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容忍的官场痼疾。有媒体盘点，近20年来落马高官中，不乏高级干部“秘书”的身影，如“河北第一秘”李真、“上海第一秘”秦裕。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高官中，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、四川省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、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都曾担任过同一位高官的秘书。（综合《新京报》报道）
秘书不断出事，所以近来不少地方都尝试领导干部一律取消秘书配备，其事务性活动由各办公室统一协调安排。四川曾半年内取消了两千秘书，可见秘书之泛滥。十八大以来，中央多次对秘书配备提出要求，要求“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秘书配备标准”、“不准违规配备秘书”。
泛滥的秘书确实需要清理了，大大小小的秘书既养成了一些领导大事小事都依赖秘书的习惯，滋长了官本位的毛病，使官员的生活和工作能力退化；又制造了勾兑官商权贵的“官场掮客”，成为催生腐败的制度土壤。
秘书已经成了一些领导的标配，无论官位大小，无论需不需要，都得配一个，已经成了官威、官架子、官范儿的象征符号之一。大事小事不“亲自”去做，而让秘书去安排，也已成了一些领导的习惯。按中央的严格规定，只有副部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，才允许配专职秘书。可实际情况是，现在秘书配备过度，一些市县“一把手”大都配有多种名目的“秘书”，而且干部配备秘书过多的势头有增无减。
身边配个秘书，惯出了一些官员的惰性，养成了一些领导的毛病，凡事都依赖秘书，出门打伞要秘书，开车门要秘书，会议讲话要秘书。很多领导到名牌大学混文凭读博士，甚至从来都没上过课，从听课到写论文，甚至答辩，全都是秘书代劳。有些领导一个秘书还不够，得配几个秘书，分别替领导打理工作、生活、休闲等等。秘书多了，秘书长就不够用了，不少地方官职超标，副秘书长多如牛毛。
秘书替领导代劳了，领导的工作和生活能力自然就退化了。看过很多报道，提到领导时，都会习惯性地用“亲自”：领导“亲自”出席，领导“亲自”安排，领导“亲自”写的讲话稿。一个“亲自”，把领导平日的“不亲自”暴露得淋漓尽致。难怪一些网友调侃，混成领导的标志，就是把自己混成“生活不能自理”了。
更关键的是，秘书滋生各种腐败，高官秘书已经成为腐败重灾区。反腐专家分析，秘书利用领导干部“身边人”的身份进行腐败，已逐步成为一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腐败新形态。秘书或者以领导的代言人出现，以“二领导”自居，替领导做不方便亲自做的事，充当交易中介；或者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，直接插手一些事项牟取私利。在中国，不少领导的秘书人选往往都是由领导个人决定，而不走干部选拔程序，这种随意的安排，很容易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进而演变成共进共退共分赃的腐败同盟。
改变秘书配备过多的现状，既是拯救“亲自”能力不断弱化的领导，提升其“独立工作”的能力，也是反腐败的要求：既净化了领导身边的工作环境，也拯救了“秘书”，更让腐败少了很多温床和土壤。
